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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肿瘤研究领域，局部实体肿瘤能够与机体其他器官进行“对话”，引发系统性或全身性的免疫变化。骨髓造血生态系统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肿瘤诱导骨髓髓系偏向造血并导致促瘤性髓系细胞积累的现象尤为典型。然而，尽管B细胞也在骨髓中发育，其在实体肿瘤环境下的发育变化及对肿瘤免疫反应的影响尚不明朗。
2023年，美国贝勒医学院张翔教授团队在Cell Stem Cell杂志发表了题为《Osteoprogenitor-GMP crosstalk underpins solid tumor-induced systemic immunosuppression and persists after tumor removal》的论文，揭示了肿瘤远程重塑骨髓微环境驱动系统性髓系增生的机制。
2024年9月12日，该团队在Nature Cell Biology杂志在线发表了题为《Solid tumour-induced systemic immunosuppression involves dichotomous myeloid–B cell interactions》的最新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肿瘤能够诱导两种不同模式的系统性B细胞异常（定义为TiBA-1和TiBA-2），并且这两种异常都与骨髓中的异常髓系生成密切相关。
在原位乳腺癌、肺癌和黑色素瘤模型中，研究团队对骨髓细胞组分进行了全面筛查。研究发现，一些肿瘤导致骨髓中pre-progenitor-B细胞下游所有B细胞亚群的数量显著减少，这表明B细胞的生成被肿瘤从源头阻断。这种B细胞异常被称为肿瘤诱导型B细胞异常1型（TiBA-1）。相反，部分肿瘤负荷导致骨髓中早期B细胞（主要是pro-B和pre-B细胞）的数量增加，被称为TiBA-2。而不会引发B细胞发育异常的肿瘤则被归类为TiBA-0。
值得注意的是，骨髓中B细胞的发育异常显著改变了肿瘤宿主的外周B细胞景观。在TiBA-1模型中，外周血和肿瘤中的B细胞数量减少。相反，在TiBA-2模型中，外周血和脾脏中发现了一群系统性累积的早期B细胞，这些细胞在正常小鼠中或其他模型中并不存在，研究团队将其命名为“TiBA-2-associated early-B”（Tie-B）。更为重要的是，Tie-B细胞能够削弱抗肿瘤免疫，并降低免疫检查点阻断（ICB）疗法的疗效，主要通过非抗原特异性机制影响T细胞功能。
有趣的是，TiBA-1和TiBA-2模型表现出剧烈的髓系偏向造血，而TiBA-0模型则没有这种情况。在TiBA-1模型中，推测GMPs（髓系祖细胞）在骨髓微环境中的“占位”可能阻碍了pre-pro-B细胞的向下分化。而在TiBA-2肿瘤宿主的骨髓中，中性粒细胞与pre-B细胞的异常互作推动了TiBA-2的形成。
此外，研究发现TNBC患者同样表现出不同的TiBA模式，且TiBA与三阴性乳腺癌（TNBC）病人接受新辅助免疫治疗的预后密切相关。接受化疗联合免疫检查点阻断疗法的治疗反应显示，TiBA-1和TiBA-2患者达到完全病理反应的比例显著低于TiBA-0患者。这提示了肿瘤引发的系统性免疫异常存在显著异质性，凸显了未来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B细胞和髓系细胞异常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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